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日本等12国经贸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历时5年多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结束。

对此，中国央行[微博]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对TPP持开放态度，并已准备好和12国进行合作。

比较起WTO[微博]来，TPP在劳动权益、环境保护、市场开放、反对垄断以及信息通畅保护等方面更加重视，这一涵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的组织所指定的规则，在经济全球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而身处其中的中国，也需未雨绸缪。

“TPP的很多规则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其中所涉及到的金融服务、知识产权、劳动力等很多主题，都与我国当下的改革目标相一致。”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应以此为契机，继续加速推进改革，明确行政审批与市场自由的界线，塑造健康的法治市场经济之路。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高级经济师郭全中对法治周末记者指出，中国仍需继续扩大内需，将国内消费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深挖和拓展国内的市场，来抵消TPP在外部带来的负面效应。

“TPP达成基本协议本应是成员国成为焦点，而现在媒体将中国作为焦点，就已经说明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目前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构建的多元化贸易格局已经出现。而TPP从谈判到真正实施还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甚至之前，中国一直在采取自贸区形式，和合作伙伴进行一些非常务实、具体的合作，正在化被动为主动，走在了世界贸易新格局的趋势之前。”财经评论员刘艳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

　　以积极的态度应对

对于进入到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经济而言，TPP代表了一个更值得追求的海洋，而这一契机对中国经济航行时带来的推动力，与2001年的入世(加入WTO)相类似。

当年，中国把握住入世的机遇，利用能量惊人的人口红利，在短期内成为世界工厂，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额高居世界首位，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入世之后的十年，中国经济在快速崛起的同时，相应的法律和规则也因为入世而得到完善。

聂日明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区域贸易组织的规则是在WTO现有规则基础上的深化或拓展，更高的标准将会是未来全球贸易中的方向，中国需要像当初入世一样，抓住此次TPP所带来的机遇。

“通过对比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现状，可以看出抓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间和机遇的重要性。中国入世的时间早于俄罗斯10年，但在2014年，两者的GDP总量却相差4到5倍。”聂日明对记者举例指出。

在IMF[微博]副总裁朱民看来，覆盖全球40%GDP的TPP，必然是一个很大的贸易区。而TPP最主要的一点，是走出了通常的关税谈判。作为一个非关税的协议，TPP主要是走向了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TPP对贸易新领域的开放和对全球的冲击影响都是很大的，今后全球贸易相当大的关注点都会朝这个方向走。

“比如，中国现在和美国谈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其实和TPP有所类似，也是中国未来贸易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现在，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外资流入已经几乎对等。所以既要保护中国的对外投资，也要保护在中国的外国资本，这涉及到知识产权和科技等多个方面，对中国非常重要。”朱民认为，中国可以从中看到未来整体的贸易方向，并在贸易合作领域的谈判中朝这个方向前进，以应对TPP的到来。

正如朱民所言，涵盖了劳工权利、生态环境、知识产权等多个议题的TPP标准很高。尽管TPP的具体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布，但从已透露的信息来看，涵盖了劳工权利、生态环境、知识产权等多个议题的TPP，为国际贸易设立了相比WTO更严格的标准，而这些标准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有差距。

对此，中国加入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认为，无论是环保标准还是对劳工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国有企业市场化，TPP的高标准实际上和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如果我们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这些高标准就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我们的改革”。

　　最大的难题是国企改革

“中国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方式，在TPP的规则下其生存将面临着重大考验。打破国企垄断，开放市场竞争，既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必需工作，也是融入TPP规则的需要。”聂日明对法治周末记者指出。

TPP奉行严格的竞争中立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有企业条款”，要求对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进行限制，从已经公布的摘要来看，其中有着对各行业都有约束力的条款——对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约束性强，要求竞争中立营造一个国有企业和其他外企同样的竞争环境。

“中国经济不能较快地转型，不能尽快地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与落后过剩产能蕴藏于垄断的国企之中有很大关系；中国企业效率不高，中国市场竞争不充分，与国企垄断市场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财经评论员郁慕湛指出。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认为，中国并不缺乏应对TPP的手段，无论是积极推进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还是建立“区域全面伙伴关系”、亚太自由贸易区等等，但最大的难题主要还是在国企问题上。尤其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成为一时潮流的今天，要改造国企更是压力重重。

如果能够借加入TPP之机，“啃掉”国企改革的硬骨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有望显著提升。

“权宜之计，只能先从国企的海外分公司做起，尝试在所有制改革中新的突围方式。比如可以考虑利用目前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积极引入民营力量，将国企的海外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革，从而使其规避TPP的国企壁垒。”储殷认为，在目前的内地，由于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举步维艰，大量民间资本实际上苦于缺乏投资机会，在这个节点上，推进海外国企的转制将对盘活国内资本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除了加大国企改革的力度，中国还要多管齐下应对外部挑战，包括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建立中国的自贸区网络等方法，以此来分担TPP在外部带来的压力。

　　扩大内需提高抗压能力

如果说通过改革和建立自贸区网络等措施来应对TPP挑战是“外功”，那么扩大内需就是中国经济抗压的“内功”。

“撇开TPP，甚至撇开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得转型，必须以国内消费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对此必须扩大国内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能力则只有保护劳动权益别无他途。”郁慕湛指出。

郁慕湛分析，2014年中国GDP总量为63.65万亿元，基尼系数为0.469，如果切实保护了劳动权益，劳动者在劳动力价格上拥有合法的议价权，那么极而言之，就是中国GDP没有增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也会有成倍的增长。

“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的损失，可以提升我国经济的抗压能力，也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郭全中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依托于着重扩大内需的国家大政方针，中国的内需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到目前为止，内需增幅尚不足以弥补出口低迷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有迹象显示，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愈发重要。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5年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0809亿元，同比增长10.5%，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7%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专家沈铭辉也认为，从中国国内政策的角度，长期来看，扩大内需是克服TPP负面影响的根本办法。唯有不断提高中国国内最终需求水平，改变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将净出口占GDP比重降至5%左右的国际水平，中国才能够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保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从TTIP到T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