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秋开始,在嘉陵江和长江重庆段的河谷地带,先后有17家兵工厂扎根,聚集了9万多兵工员工。

其实,不仅仅是在重庆,在整个西南和西北大后方,1938年经宜昌内迁后,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航空电讯、能源机械和纺织工业在大后方相继建立,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和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0年6月12日,当日军如狼似虎般占领宜昌时,侵略军占领的是一座空城。事后,日本方面十分懊恼地叹道:“假若在昭和十三年(1938年)攻占武汉的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意义就更大了。”

让日军吞下战争苦果,是民生公司职员等无数爱国志士用铁血换来的。他们用生命写就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一页!

　“民生”轮船公司在宜昌的办公楼旧址。

梦寐毋忘国家大难

当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工厂内迁重庆后,大如屋、小如碗的各种机器在河滩上堆积。当时,没有一台机动车,也没有任何起重设备,所有的大型机器都要靠人力,一点一点地用滚木搬运。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在萧瑟秋风中,在敌机的扫射下,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操着上海话、湖北话和四川话等不同的口音,齐声喊着统一高亢的劳动号子,何等壮观!

机器的轰鸣声,接续着中国工业的命脉,也撑起了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工业脊梁。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表明,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三分之二是重庆造的!“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自己造的械弹立下大功。特别是第三次会战,中国军队更是展示出强大的火力。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兵器史专家李意志介绍道。

时至今日,从宜昌逆流而上的那些物资,播下的工业“火种”依然在燃烧。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第一辆民用摩托车、第一辆吉普车,长安集团(原金陵兵工厂)　、长江电工工业集团(原第20兵工厂)　、重钢集团(原第29兵工厂)都在这火苗中闪耀。

这“火种”的传递者中,民生公司功不可没。据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介绍,“广义的宜昌大撤退,从1937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40年宜昌沦陷。为了抗战内迁,民生公司有117人献出生命,76人伤残,先后被敌机炸沉炸毁的主力船舶是16艘,炸伤的69艘。”

在北碚卢作孚纪念馆中,有一张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受损船只名单,其中列着船只名称、受损原因、时间地点、死伤人数等信息。其中,绝大多数船只是在1939年之后被日军轰炸击沉。“这恰恰说明,民生公司承载的战时运输任务,贯穿了整个抗战岁月,宜昌大撤退不过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章。”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卢作孚年谱》一书作者张守广介绍道。

早在1930年3月,时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的卢作孚赴华北、东北考察,历时五月余。在东北,他看到了日本人处心积虑地经营着,为国人对此尚懵懵然不知而深感焦虑。他深深意识到,东北问题不只是东北的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

1933年,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会上,卢作孚明确表示抗日的坚强决心。他对民生公司全体职员提出以下要求:1、应作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2、应作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动一切人畜物质的力量；3、应作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怕牺牲；4、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对于我们群众议定的和约信条及一切议案,努力去做。

民生公司的抗日动员不仅行动早,而且卓有成效。卢作孚嘱咐公司所有轮船的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着“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的醒目口号。他发动职工和家属“不为日本人服务”“不与亲日华人为友”,并竭力用公司的业务工作超过日本轮船,作为爱国抗日的实际行动。

1939年9月,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最艰巨的是准备运输

1937年仲夏的上海,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正准备赴欧洲考察,忽闻卢沟桥事变。大街小巷人潮涌动,到处是抗日的呼声。民族和国家危亡之际,彻夜难眠的他毅然放弃去欧洲,决心要动员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投入到抗日大潮中。

继上海失守,江阴封锁后,民生公司在长江下游的业务减少十分之九。有人忧虑认为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几乎完结了。卢作孚却恰恰相反,他认为:“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尽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在卢作孚应邀赶赴南京参加起草抗战总动员计划时,他电告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这场战争!”“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

从1937年冬开始,民生公司调派十余艘轮船,抢运在南京、芜湖等地的兵工器材到重庆。12月15日,民生公司与兵工署签订抢运汉口军工器材的合同,调派“民本”等6轮,担任汉宜段抢运；又调派“民主”等6轮,担任宜昌重庆段抢运,两个月时间完成抢运撤退物资12900余吨。

“这期间,我父亲除了忙于眼前繁重的运输工作外,还忙于为今后战时运输物资做准备。他后来反思,整个抗战运输中最艰巨的工作还不是运输,而是如何准备运输。”今年93岁的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介绍道。

卢作孚敏锐的眼光,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已显现。首先,他要解决的是燃料问题。当时,民生公司有46艘轮船,其中有32艘以柴油为燃料。江阴封锁后,柴油断绝了来源,情况十分危急。他决定将寻求柴油作为第一大事,遂动员民生公司各地的机构和人员,从香港、广州和长江沿岸尽力购买,总共收买到4000多吨柴油。

审时度势的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最关键的40天中,预感到宜昌如若沦陷,整个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的燃油将严重缺乏,要提前做好动力能源的改造。他指示,立即将数十艘烧油的轮船改为烧煤。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英明的。抗战后期,民生公司大量轮船用四川品质良好的煤炭作为动力,无须担忧能源的短缺。

其次,是轮船维修问题。当时民生公司的轮船如需修理,钢材完全取自上海。还有一部分外国制造的机器,配件主要来自国外。战火从上海滩燃起时,这些物资完全断绝了来源。轮船修理的重担,全部压到了民生公司自己肩上。寻求五金钢材,就成了卢作孚要解决的第二件大事。“经过巨大的努力,公司先后从上海、香港、汉口等地购买了五金钢材共两千多吨,准备5年的存储。这是抗战初期的大工作。”卢国纪介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