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紧张的是1938年秋天，武汉已沦陷，三万多人员和九万多吨重要物资还滞留在宜昌。此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战前中国经济最发达工业最集中的地区；而处于中国西部的大后方，还谈不上有现代工业，在宜昌江边炮火下堆积着的这些现代卢作孚在北碚创立的兼善中学工业的设备、材料和技术工人，便成了抗日战争中大后方军、民用工业最初的基础，是中国十分薄弱的兵器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通往后方重镇的交通要津川江又快到不能行走轮船的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这时，中国内地长江边的小城宜昌狭窄的沿江码头，恰似1940年5月法国海边小城敦刻尔克的海滩，而不利的条件犹甚于敦刻尔克！卢作孚先生临危不乱，发动民生公司职工群策群力，使这些待运人员和重要物资在40天内转危为安，全部运走。若是没有民生公司经过长期训练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不怕牺牲讲究效率又有创造性的一支职工队伍，这些物资极可能被毁于危难中的宜昌，甚至落人敌手。那么，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艰苦时期，中国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便不可能有一批

战前从来没有过的现代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这样快地投人生产，抗日前线急需的各种武器和军需品便无所出，很可能对抗日战争的前景造成重大影响。日本侵略者后来认识到中国的这次抢运在整个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了。”(转引自李天元、杨金邦《东方的敦克尔刻大撤退》，宜昌文史资料第7辑)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生公司那时从宜昌运出的一船船物资，真要胜抵百万甲兵！

宜昌抢运的紧张程度及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英勇悲壮也甚于后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是由中国的一家民营的企业牵头并以为主要力量创造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尽管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至今并不为多少国人知晓。这个事实生动而有力地说明，卢作孚这样的社会改革家在战前做的社会改造工作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能量！

抗战北碚——陪都中的陪都

这时，卢作孚先生的另一个社会改革试验—叫匕碚地区在为国家民族保存国脉的同时，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

有了卢作孚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战前十年的经营，1937年的北碚，虽然仍处于一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包围之中，但已是有一定经济基础，民众教育普及的现代市镇。1936年，北碚被四川省批准成立乡村建设试验区。抗战爆发后，内迁来到重庆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居民大批迁入北碚地区，这里被称做“陪都中的陪都”。海内名流、专家学者荟萃北碚，强敌压境之时，他们在此得到相对安宁的生活，能够继续他们的科研和教育事业，抗战时期，不少重要科学论著与文学作品是在北碚写成或出版。这是北碚地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卢作孚先生进行的这一社会改造试验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抗战时期，北碚的市政建设进展很快，城市功能更加齐全。此时北碚文风之盛，前所未有，民众教育更加活跃，学校教育方面，有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迁入，可以说提前实现了卢作孚先生要在北碚兴办高等教育的设想，内迁的知识分子还大大加强了兼善中学的师资力量。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乡村建设的三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都在北碚找到了他们的知音，与卢作孚、卢子英先生有很好的交往和很深的友谊，他们在江苏、河北和山东被迫中断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北碚得到延续。

如果说，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建设大都被侵略战争中断，那么，北碚地区的旨在建设现代化市镇的社会改革试验在战时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在各方面有更快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北碚亦很少受到内战的侵扰。虽然当时的政府对于这个试验区，始终想要进行控制和渗透。但是，在专制力量集中而强大的重庆，北碚竟然成了一块“民主的特区”！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不但需要北碚当政者有开明的民主的精神，更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那一时期，卢子英先生对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力量的机智的保护尤其不应该被忘记。

卢作孚的社会改革思想

1949年冬天，新旧政权更替的时候，时局险恶而复杂，卢子英先生提出“变而不乱”，他的应变能力与才华使北碚地区始终没有遭到动乱与破坏。这样成功而乎稳的政权交接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与此同时，卢作孚先生正在香港千方百计地指挥民生公司留滞在那里的轮船回到祖国大陆。第二年，他的愿望实现了，他自己也回到故乡，回到他首创的这两个试验里来。这个时候，战乱结束，人心思定，“炸弹式”的革命家和“微生物”式的革命家已不应有分歧。从此，国家不再有被列强瓜分的担忧，土匪将绝迹，北碚不再有繁忙而紧张的“冬防”，不但北碚，不但民生公司，整个国家都有长期的统一和平与安定，是搞经济文化建设的大好时机呵。这正是卢作孚先生多年来期盼的局面。如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所说，“下几个10年的历史将有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然而，卢作孚先生却在1952年2月自杀身亡。正如他的至友晏阳初先生说，这不但令人为作孚先生伤心，也为国家哀痛。作孚先生去世以后，民生公司就提前开始了肃反运动，一些高级职员受到严厉的处分，有的被劳改，有的被开除公职，其中不乏有专长的经营家。最近这些年来，过去在运动中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恢复了名誉，而受害的企业家还很少有提及和研究。

黄炎培先生曾将孟子的话题赠给卢作孚：“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卢作孚先生把自己毕生的事业称做“试验”，说他是为国家寻路，并把这个过程尽可能地整理总结出来。其中的得失，留给大家评说，留给后人整理。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