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交通部，专司水上和公路运输管理。1951年4月，交通部召开第二届航务会议，决定成立海运管理总局、河运管理总局、航务工程总局和船舶登记局。同年七月，政务院授予印章，三个总局正式办公，船舶登记局则设立小组进行筹建。

筹备小组

1951年全国第一次实行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分配工作前，上海市的大学毕业生都到交通大学参加暑期学习班，听政治大课，学习世界观、人生观，树立爱国主义，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学习期间，分配办提出交通大学要我留校，增强师资力量。学习快结束前，分配办又找我说，中央交通部要一个造船系毕业生，强调要党员，问是否愿去北京。我表示，由组织定。8月底，在协助一百多名毕业生北上，完成了分配办指派的任务之后，我最后一个离开上海，在火车上经过二天二夜到了北京。9月3日到交通部报到。人事司叶士华接待我。晚上人事司张明司长宴请我。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那时到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很少。二是交通部虽未点名，但我是被专门要来的。席间他介绍了交通部的情况。

1951年4月，交通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航务会议，确定了航运方针：巩固国防，支援战争，促进城乡内外物资交流。经巴谢维奇，苏德列金和曼苏诺夫三位苏联专家建议，航运方面决定成立四个局：海运管理总局、河运管理总局、航务工程总局和船舶登记局。前三个总局已在7月20日成立。地址在大草厂胡同13号，现东皇城根南街34号-40号。船舶登记局要检验船舶，需要一批技术专家，因此尚未成立。但有一个筹备小组，组长是海运管理总局局长于眉。对于于眉，其实我并不陌生。读大学期间，为同学暑期去船厂实习的事，我曾去找过他。那时他是上海市航运军管会主任。

张明司长介绍完结束后，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否参加船舶登记局筹建工作。并强调，之所以要一个党员大学毕业生，就是这个原因。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张明司长补充说，筹备小组现在挂靠在海运管理总局，具体事务由机务处管。将来要独立出来。当时筹备组已有一位老工程师朱天秉，原中国油轮公司总工程师。

9月4日去海运管理总局报到。人事科科长高志明帮我办完手续后，领我去见了机务处王化民处长和朱天秉。后来小组又来了许乾、陈志荪和叶恒蕃，参加筹建。那时，在机务处，朱天秉有一个固定的办公桌，我们和其他几个后来参加筹建的同志都没有。好在食堂在非吃饭时间很安静，我们就大部分时间集中在那里看看资料，听朱天秉给讲国内外验船。记得有一天他讲的内容是第二次航务会议。他说会议结束那天，交通部主管航运的副部长李运昌到会做报告。讲到要实现中国航运上独立时，说从前中国船要到外国去登记，要有英国劳氏船级社的船舶证书。现在我们要成立自己的船舶登记局，在世界上站起来。讲到这些时，朱天秉给我们讲了解放前组建中国验船协会的缘由和经过。朱天秉还介绍说，在那次航务会上，对船舶登记局的性质有个定位：政府性，制定国家船舶规范标准，对修造船舶进行技术监督；商业性，对船舶负责入级登记；技术性，从事技术工作。他还说，设立船舶登记局，已经政务院批准。用现在的话说，已有“准生证”。这次查阅交通部行政史，见到了两张机构设置图。图1是1950年9月交通部机构设置，没有船舶登记局。图2 是1951年5月25日政务院第86次会议批准的机构设置，已有船舶登记局，正好印证了朱天秉的话。

图1

图2

谈到筹建工作，朱天秉又说苏联船舶登记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大连有验船处，将来要去那里实习，时间大约两个月，所以要学好俄文。又说，苏联船舶登记局开始在莫斯科，后来搬到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那里是海港。中国船舶登记局，部里决定设在上海。筹建工作，具体由王化民处长抓。实际上，王化民处长那时忙着他的机务工作，很少过问我们。只有一次，那是9月19日，召集我们开会。说部里决定1953年1月1日成立船舶登记局，现在要搞一个预算，准备经费。朱天秉参加过部里的讨论，由他主持。在财务处指导下，搞出了一个预算。已记不清需要多少经费。但船舶登记局的编制是二十五个人，另外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和广州设区局，执行具体检验工作。交出预算方案，已接近国庆节。我们大都是第一次在北京过国庆，很兴奋。9月30日海运管理总局在大院照了一张全体照。为纪念国庆，照相日期写为十月一日。见图3。

图3

国庆过后，大家公推我去问问情况，王化民处长的答复是，部里已作了研究，认为成立船舶登记局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决定推迟。现在要积极创造条件。苏联船舶登记局是我们学习的目标，他们在大连有个验船处，你们可以就近去实习，但要会俄文，因此已在与东北航务学院联系，安排好后，你们先去学俄文。10月23日通知我和陈志荪、叶恒蕃去大连学俄文，许乾有俄文基础，到上海船厂去实习。10月30日我们三人到大连学俄文，许乾去了上海。没过几天朱天秉去参加河北省的土地改革。至此我们几个专职筹建的人，暂时都离开了。1951年11月筹备小组又有朱复炎（原国民党政府航政局科长）调入。1952年又调来陈天骏、邵良和王一洲。陈天骏原来是招商局副经理（注），邵良原来是中国油轮公司的监造工程师。王化民处长仍忙于他的机务工作，经常出差。离开北京时，就委托海运管理总局港务监督室刘琪副主任，甚至机务处工厂管理科董洪波科长临时照管一下。

银匾

2006年中国船级社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一块不大的长方形银匾引起了大家注意。大家议论的不是匾，而是它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一段史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经济等各种手段来封锁和孤立我们。为筹建船舶登记局，交通部成立了筹备小组，多方努力，收集到少数英、美等船级社的规章，它们虽经政府授权，代行一些国家技术监督职能，但终究是民间的。我国的船舶登记局按性质定位，首先是政府性。那么应该有哪些法律法规，甚至标准，作为工作依据；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体系和机构编制；甚至它的基本队伍——验船师应该如何选聘和培训等，诸多问题依然难解。当时，只有苏联船舶登记局的定位与我们一样，既有政府性，又具商业性。而且只有向他们学习，才符合“一边倒”的方针。苏联专家在全国航务会议上虽然作了介绍，但很多实际问题需要明确。筹备小组曾开列了39种苏联船舶登记局的规章等资料，由交通部商请外交部向苏方购买，但无结果。迫不得已，于1952年8月29日以（52）海字第706号关于筹备船舶登记局问题，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报告。此件虽是海运管理总局的请示，但由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王首道签发。当时的部长是章伯钧。

银匾转载的就是1952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批复，由陈云主任签名的（52）财经交字第67号文的主要部分，见图4。

图4

它既“鼓励交通部积极筹备建立船舶登记局，以进行各种船舶技术检验工作。”同时又指出“可通过对外贸易部向苏联索取各种有关资料，并向苏联专家学习先进经验，为你部建立船舶登记局之参考。”后来交通部在建立船舶登记局过程中就是按这个指示做的。

船筹处

船舶登记局虽已经近两年的筹建，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展并不大。

1953年3月，于眉局长从大连港务局调刘义德到京，专职筹建。3月14日到任时宣布为负责人。筹备小组改为船舶登记局筹备处，简称船筹处，是一个独立的处，有了自己的专用办公室，仍然挂靠在海运管理总局。因开展业务需要，主要是对部外单位联系工作，用海运管理总局的名称，极不方便，经部特准，1954年4月，启用“交通部船舶登记局”印章，仍为处级，以船筹处的名义，可以独立行文，但文头仍编为“交海船字”。

刘义德到任后，经于眉局长同意，成立了四个组，任命了组长。海船组组长邵良，河船组组长朱天秉，规范组组长朱复贤和设备组组长陈天骏。四个组只是工作的分工，不是行政上的一级。不久，海船组、河船组和设备组又合并成业务组，由邵良任组长。

1953年又调入戚继华（俄文翻译）、俞成林（日文和俄文翻译）、刘祚新（木船检验员）、郑传业（船体专业专科毕业生）。1954年调入许家麟（轮机员）、廖厚泽（“重庆“号起义驾驶员）、潘积安（二副）、王涛（行政人员，任行政组组长）、王月如（会计）。健全了组织机构。刘义德到任后，筹建工作多了生气。

1953年派朱天秉等人去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和广州五大港口调查各港验船工作状况，研究如何建立全国验船体系。

1954年4月苏联船舶登记局局长安东诺夫来我国出差。王首道副部长让于眉派人陪同。刘义德在上海向安东诺夫局长提出，希望派人去该局上海和大连验船处实习，得到首肯。经报批后，在交通部系统选拔了年轻技术人员和应届大学毕业生36人，在北京突击学习俄语后，1955年3月由考试合格的32人组成验船实习队，于4月中旬分赴上海和大连实习，计划一年，为船检队伍准备了人员。船筹处和实习生于4月5日在交通部大院照了全体照，见图5（前排右起第三人陈天骏，第四人朱天秉，第六人刘义德）。

图5

1954年俞成林将苏联专家茄科夫代为起草的船舶登记局组织章程译成中文，这成为了后来我们草拟自己章程时的蓝本。1954年到1955年，船筹处在验船规章和标准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邵良和潘积安出差上海和广州，与两地海运管理局一起，了解航线和沿线风浪情况，与船员座谈，提出了划定沿海航行船舶干航的试行标准，并进行了勘划，在保障安全的条件下增加了两局船队的载重吨位，扩大了运力。陈天骏和廖厚泽去青岛和上海，与救生设备厂和上海海运局交流探讨，制定了救生圈、救生衣的检验标准，根据北方沿海航线和岛屿分布情况，制订了沿海航行船舶的救生和航行信号设备定额。为在全国开展救生和信号设备检验提供了依据，也为后来划定沿海航区作了准备。朱复贤和俞成林等收集到一些国外验船规章和规范，有选择地进行了翻译，诸如苏联海船吨位丈量规范、海船载重线规范、1948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等，印刷后分发各地验船部门参考。有了适当数量的干部，初步制定了一些验船规章和标准，并且开始实施。船舶登记局的成立基本具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