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我们跟随周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在长安大街上向西行进。凝望着在凛冽寒风中肃立两侧悲泣送灵的百万群众，我默默地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曾受到人民如此倾心地爱戴！我们把周总理送到八宝山灵堂，大家伏在他的身前，放声大哭，久久不忍离去。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曾使下属如此深沉地留恋！当我听到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时，我仿佛看到，祖国的山河张开双臂，拥抱她的忠实无私的儿子，和他溶化、凝结为一体。

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我感到特殊的荣幸。我们曾经跟随周总理，整治祖国的江河。今天，我们治理祖国的江河，仿佛又见到周总理的身影，感到周总理的精神，听到周总理的召唤！

“其功不在禹下”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以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我当时未曾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但事后听到他们不止一次地兴奋描述。总理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总理对水利工作者的期望，使大家看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这项决策不是偶然的。就在人民政府成立的前夕，1949年夏季，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嗷嗷待哺，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总理，将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呢？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建设与团结》中，全面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谈到基本工作，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总理最后鼓励科学家们：“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总理的分析是有科学根据的。由于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至今，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的威胁下，而这些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各大城市的所在的地区。旱灾更是普遍威胁全部国土。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否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

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发展到7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