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上海地区属江苏省松江府，于今松江分置华亭、娄县二县，于原朱泾镇置金山县，南桥镇置奉贤县，南汇咀中后所置南汇县，川沙堡置川沙厅。

北部吴淞江所置宝山县，与嘉定、崇明县同属太仓州，州治今江苏太仓。雍正八年（1730年），分巡苏松道移驻上海，并加兵备衔。从此，上海县事务直接置于“上海道台”管理之下。

自明代中期欧洲殖民主义者东侵，清政府建立后，为巩固其统治，即采取闭关政策，不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接触；另一方面，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抗清政权，清政府为了隔断沿海人民和台湾的联系，厉行海禁和迁界。欧洲各国来我国贸易的商人都集中到澳门，而沿海商船和渔船一律不准下海，直接阻碍了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港口的发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的抗清政权。次年，开江、浙、闽、广海禁，上海港口重新趋于活跃。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设江海关于华亭县滨海的漴阙，旋移驻上海县城宝带门内。雍正八年（1730年），又移宝带门外。时“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邑商有愿行货海外者，较远人颇便，大概商于浙、闽及日本者居多”①。据《上海县志》记载：“自海关设立，凡远近贸迁者，皆由吴淞江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樯比栉”②。

上海松江地区，早在明代中期即成为棉花棉布生产的中心，有“衣被天下”之称。到了清代，棉纺织手工业已遍及上海各城镇，上海县城也发展成为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并为棉布加工、印染、踹■业的集中地。至道光初，巳“甲于松、太”③，凌驾松江之上。所产木棉，不仅“行于浙西诸郡”④，闽、粤商人亦于每年二、三月载糖霜来卖，入秋购买棉花运回，“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而归⑤。上海出产的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中机则“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⑥。上海沙船，装运布、茶、南货北运山东、直隶、关东，载回豆、麦等粮食①。到乾、嘉时，上海“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②自道光四年（1824年）清政府因运河浅阻，漕运艰难，实行南漕海运后，上海港又成为漕粮北运的港口，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的粮食，全由上海港出洋海运，当年即雇佣沙船千艘，“三不象”船数十艘，分两次装运一百五、六十万石，并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分局于天津③，规模之大，可以概见。

位于我国海岸线中心的上海港，清代成为南北航运的枢纽。“出吴淞口①叶梦珠：《阅世编》卷三《建设》。

②乾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③《安民四种？齐民四术》，《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文》。

④《阅世编》卷七《食货志》。

⑤褚华：《木棉谱》。

⑥《阅世编》卷七《食货志》。

①《见闻续笔》卷二。

②《上海钱庄史料》页6.③《清史稿》卷一二二《食货志》海运。

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

行驶北洋的是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制造的沙船，航运南洋的为来自南洋的乌船，其他还有从浙江来的■潭船，福建来的三不象船，广东来的估船，山东、直隶来的卫船，长江沿岸城市来的江船等。据《皇朝经世文编》等记载，当时“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百余号”，这些大、小船舶云集在黄浦江上，“自南及北，五、六里密泊无隙”。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沙船业行会组织的商船会馆，建立于上海县城东的马家厂。乾隆至嘉庆朝，又先后建立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及浙宁会馆等。在闽、广商人经营的专门发售洋货行号集中的洋行街上，船商商号、铺户、会馆林立，“阛阓居奇百货盈，遐方商旅满江城”④。

上海港在清朝也是对外海上贸易的商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上海拥有数十艘商船的巨商张元隆开设洋行，立意造洋船百只，“请关县牌照，籍请贸易，往来东、西两洋及关东等处”⑤；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曾有商船十六艘，携缎五百二十八卷，银三十八万四千余两，并置买药材糖货，“责成浙江之乍浦、江南之上海二处官员照例秤验输税出口，办铜供铸”

①，由上海放洋去日本。嘉庆《上海县志》叙述鸦片战争前夕，“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按指今西南太平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②。清政府限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的禁令早已松弛。

上海港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也反映在江海关税额的增加上，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关税税额23，016.33两；乾隆十四年（1749年），增至62，000.00两；二十九年（1764年），更增至77，509.00两。

正如《枭林小史》弁言所描绘的那样：“迢迢申浦，商贾之集，海艘大小以万计，城内外无隙地”。鸦片战争以前的上海港，已成为仅次于广州的东南沿海最大的海港。